倫理學巨擘羅秉祥教授⾃卅⼀年前從美國取得兩個博⼠學位後回港，便⼀直在浸會⼤學宗教及哲學 系服侍，⾄⼆○⼆○年才退休，並已剛在年底舉家離開香港，回到美國⽣活。當年因為⼀種中國情懷、⼀種使命⽽決定留港服侍，也經歷了回歸前後的⿈⾦時代，羅秉祥多年來對香港及內地的貢獻很多、很⼤。今天，回望這三⼗年的歷程，他會怎樣評價⾃⼰所作的？近年社會變化極⼤，他如何看現今的政治局勢？他為香港教會所付出的、希望⼤家聽到的，⼤家⼜是否已經聽⾒？
⾃述：回顧三⼗年
回港：由忐忑到看⾒使命
我是⼀九⼋九年年尾回香港的，到今天已整整卅⼀年。當時回來的⼼情，我記得⼗分清晰。我坐在⾶機上忐忑不安。我在美國耶魯的博⼠論⽂寫得差不多時，便開始找⼯作。我的夢想是去Fuller（福樂神學院）教書，⼼裡跟神說：「若Fuller請我，全世界甚麼地⽅我也不去。」
⼋⼋年，Fuller 有⼀個教席開放，是招聘教授倫理學的，我⼼想：這正適合我！可是申請後，好像⽯沉⼤海，沒有消息。⼋九年初，余達⼼⾶來美國找我，邀請我到宗哲系任教──浸會學院（浸會⼤學前⾝）在開辦時已有宗哲系，⼀直做宗教教育的⼯作，聘請了很多牧師、傳教⼠。余達⼼後來 到浸會開辦 religious study（宗教研究），他要⼤展拳腳、招兵買⾺，邀請⼀些在學術上有資格的⼈來教學，並想找⼀些能為香港教會做點事的⼈。由那時起，宗哲系便有了⼀些使命。我覺得宗哲 系頗吸引──既可以教宗教，⼜可以教哲學，正與我兩個博⼠學位相符，所以⼋九年春天便跟浸會簽約。
怎料，剛跟浸會簽約，Fuller 便來信！他們說原來前⼀年恰巧正籌備另⼀個部⾨，未有時間處理這 個崗位，便重新招聘，問我還有沒有興趣。我當然有！但我跟浸會已簽了約。後來，他們得悉我簽 的約是兩年，再問我約滿後有沒有興趣回美國教書，我再回答：「有！」。這就是為何我回香港時 這麼忐忑不安。Fuller 突然打亂我的部署，如果早點有這個機會，我便不會回香港。
但回到香港的⽣活，為我帶來很⼤的衝擊。當時我⼗⼀年半都未曾回過香港，對香港的事認識很少。可是⼋九年時，我跟很多⼈⼀樣到美國的中國⼤使館前抗議，有種中國情懷在我那代⼈⼀直存 在，經歷⼋九年的創傷，希望能為這個⺠族、國家做⼀些事。回到香港後，我經歷⼀些在美國未曾 經歷的。我發現內地也會翻譯⼀些好的基督教研究書籍，反映內地亦有⼈活躍地做基督教研究。回 港後，有種吸引⼒，在叫我為香港、為中國做⼀些事。
九○年復活假期後，我收到⼀封由Fuller寄出的信，是董事會發給我的聘書。當時拿著這份聘書，豈 料我甚麼感覺也沒有。⼤概是因為回港後香港和中國的吸引⼒，加上參加了六四⼀週年的紀念集會，對我的⼼情影響很⼤。我沒有經歷六四在香港的創傷，但六四⼀週年，⼤家仍有那種激情，我 也被感染了，最後便決定留在香港。
浸⼤崗位上所做的，令我很滿⾜
我留在香港、浸⼤，做我想做的事。浸⼤宗哲系慢慢成了香港信徒開啟⺠智的地⽅，照理神學院應該擔當這⾓⾊，可是神學院有很多限制，它們有很多老師沒有⾔論⾃由，但浸⼤宗哲系每個老師也有⾔論⾃由。例如：⼆○⼀四年的中神，那裡的老師沒怎麼說話，有知情⼈⼠告訴我，由戴耀廷開始說佔領中環、公⺠抗命，董事會主席已不斷叮囑老師不要作聲，後來才知道當時的董事會主席為聶先⽣（編按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曾任中神董事會主席）。因此，牽制神學院的是董事會， 宗派神學院也⼀樣，只要你⼀做神學院院長，「你就唔可以做好多嘢」。我很早就發現在⼤學是有⾔論⾃由，在神學院卻沒有，因此我們所做的就是為教會開啟⺠智。
我們這個位置很strategic（策略性），當交接的時候，我們會再想找些甚麼⼈接任，make sure在基督教範疇裡對教會有⼼，希望透過講座、寫⽂章來幫助香港教會。我不單可對著宗哲系和浸⼤的學⽣，更可以對香港教會做⼀些教育的⼯作，這是我很快樂和滿⾜的地⽅。
我當時寫很多⽂章。在九○⾄九四年間，我常在《時代論壇》寫⽂，並從此結緣。九⼆年推出了第⼀本書──《⿊⽩分明：基督教倫理縱橫談》，那本書很暢銷，我也不知為何現在還在賣，那是我⼀些⽂章的結集。我在北美時開始寫下⼀些⽂章，在當時港⼤的基督徒雜誌《橄欖》刊出，也有寄給《今⽇華⼈教會》，當時《⿊⽩分明》所談的都是⼀些香港議題，例如：越南船⺠，也反映香港 當時關⼼的事。
後來，有⼈邀請我在《信報》寫專欄，與梁燕城等幾個⼈，每⼈輪流寫名為「繁星哲語」的專欄，累積不少⽂章後，我所寫的便在三聯出版《繁星與道德》。這本書在九三年書展前出版，有⼈致電 電台推薦這本書。書展期間，三聯的編輯對我說，我這書在三聯的書攤是銷售的No.1。在《信報》 寫東⻄，是沒有信仰的前設，主要寫倫理的東⻄，不⽤⾼深的字詞，探討深入的議題。我認為這書 暢銷的原因是，當時絕少⼈寫類似的⽂章。
在九⼗年代，我當時的計劃是每年出⼀本書，九⼆年：《⿊⽩分明》、九三年：《繁星與道德》、 九四年：《⽣死男女》。可是，九四年我⼤女兒出⽣，便打亂我的計劃，我放棄了在《信報》的專欄寫作，因此寫作進度也較慢。⾄九七年，才在基道出版《⾃由社會的道德底線》，是楊牧⾕邀請我寫的。當時討論香港教會⾯對九七，我便寫有關⺠主⾃由的部份。⼀九九五年，Fuller再寫信來 指有新的崗位，我也沒有理會，「我當時在香港是很滿⾜、很滿⾜、很滿⾜。」
那時，我也會參與教會公共問題的討論，如九○年代討論關於選委的問題和籌辦回歸國慶崇拜的議題。在過去的⼗年，我也有討論同性戀、社運、反國教等議題。⾯對著這些敏感議題，很多⼈不作聲，卻有⼈嫌我說得太多。
事後回想起來，我個性中，說話比較直率，可能是受美國⽂化影響。另外是因我長期浸淫在倫理學 科上，我由讀書開始，所處理的議題都是⼗分具爭議性，因此我不會迴避這些問題，並習慣在爭議 的過程中思考，也認為參與在爭議中並非甚麼⼤事。可是，很多⼈卻沒有這樣的準備，會擔⼼對⽅的反應，倫理學就讓我在這⽅⾯有充⾜的準備。
慢慢，待我⼯作穩定後，我便關⼼中國的議題，如「⽂化基督徒」現象（指⼀些非信徒但研究基督 教、並對基督教有好感的內地學者），我當時與沈宣仁討論這個問題，後來劉⼩楓來了香港，便跟他們上北京，過程中發現北京對基督教問題的關⼼。後來，發現有些事要注意，便與劉⼩楓討論， 之後撰⽂批判「中國亞波羅」（即⽂化基督徒），當中有⼀句提到「上帝是他們思考的對象，但不⼀定是他們敬拜和祈禱的對象。」⽂章⼀出，便引起軒然⼤波，很多⼈不同意，甚⾄寫⽂、出書回 應。但我不怕爭議，這些不同意的聲⾳是不會攔阻我的。後來，我想再做多些與中國的⽂化基督徒 有更多交流的事情，所以之後便經常跑到北京⼤學，在⼆○○○年與北⼤出版論⽂集。
到了⼆○○○年代，⼤部份的事也上了軌道，⼗年間沒有太多⼤事發⽣。其後的⼗年（⼀○⾄⼆○年 卻有很多⼤事。⼀⼋年⼀⽉，浸⼤普通話事件爆發，我收到消息，有學⽣衝擊語⽂中⼼，我覺得不開⼼，認為學⽣不應該這樣做，所以寫了第⼀篇⽂章。我雖然不同意他們的做法，但知道他們為何反感，也明⽩他們的⼼情，後來，我在FB寫了另⼀篇⽂章。雖然我當時是⽂學院副院長，但浸⼤很⾃由，批評學校也沒有影響我。其後跟同事和家⼈商量過，便把FB上的⽂章轉為公開。在FB寫⼀篇⼩⽂，會有多⼤殺傷⼒？我沒有想過會有這麼⼤迴響。
⽂章轉為公開後，有很多留⾔；不同媒體也有轉載，也有留⾔；有些說「難得有⼈出來說話，但他下個⽉便會失去⼯作了」、「這個⼈快沒有副院長做了」。沒想到，我更被周融批評。這些事之後，便很多⼈來找（聲討）我，但神真的很保守我，最令⼈擔⼼的下午，我不在 office，很早便安排了我在長洲建道神學院演講。當天有很多⼈到⽂學院找我，其中有⼀個⼈向我的祕書說：「你們 的羅教授這麼關⼼學⽣，我擔⼼他的⼈⾝安全。」他不會說是在恐嚇我，只能說是「擔⼼我」。再過兩天，霞姐帶隊「踩場」，因當天學⽣有活動。令我詫異的是，那幾天發⽣那麼多事，甚⾄出動⼈⾝恐嚇，我沒有想過事情會鬧得這麼⼤。
我當時拒絕所有傳媒訪問，因我是⽂學院副院長，應幫助學校解決問題，⽽不是向著記者罵學校。 有很多⼈擔⼼我會否受影響，認識我的⼈都知道我的性格──有話直說，同時我要珍惜、嘗試在建制中解決問題，例如參加學校的⼯作⼩組。但最後，我覺得學校在「遊花園」、沒真正解決問題，很不開⼼，便在四⽉接受ViuTV《經緯線》、《眾新聞》訪問，以及在FB再寫⼀篇⽂章，清楚說明我在事件中反對甚麼。其間，⼤學也沒有施予任何壓⼒。
當教會也成為⼀種建制
因為那件事（普通話事件），我便入了政治的⿊名單。⋯⋯可是沒想到，因同性戀議題，我⼜進了教會的⿊名單。⼆○⼀三年，我和龔立⼈出版《同性戀的⼗字架》，同年年初，有基督徒發起愛家共融祈禱⾳樂會。那件事令我感到不安，因為我的教會從來不討論這些話題，卻突然在崇拜上「吹 雞」，呼籲弟兄姊妹⼀定要去。不單如此，傳道⼈講的道是不相關的，卻無端端加上⼀句「同性戀 議題很重要」，呼籲弟兄姊妹要出席祈禱⾳樂會。這令我覺得有點不開⼼，所以我在《時代論壇》 寫了⼀篇⽂章〈教會應雍容⼤度對待同性戀者公⺠權〉，在活動前於網站先⾏刊出。
後來，在我教會有對夫婦，本來想帶同兒⼦參與⾳樂會，怎料那對夫婦打電話回教會，指兒⼦因看完我的⽂章，便選擇不去了。所以教會便對我不滿意。接著，我想教⼀個主⽇學談及同性戀議題──過往教的主⽇學，教會從沒有過問，但那次有傳道⼈約我⾯談，兜圈⼦，想說服我不要教。可是，我堅持要教，「其實沒甚麼，⼤學教書也是這樣開放式討論，我從不會灌輸教育」，那次最後主⽇學仍順利完成。不過，那⼀年以後，我再沒有被教會編排講道。
我其後再反思，發現我既進入了政治⿊名單，同時⼜入了教會的⿊名單，是因為教會和政治建制都 不喜歡我這類⼈。這類⼈的特質有三：
- 發出與主旋律不同的聲⾳；
- ⿎勵⼤家獨立思考；
- 有影響⼒。
教會跟保守建制⼀樣，想⼀⾔堂，只有⼀種聲⾳⋯⋯這是香港教會不健康的地⽅。 ⽽信仰則是有 unity（合⼀），也有 diversity（多元），但保守教會動輒以 unity來抹殺 diversity。
退場，便⾃然有⼈上位
我離開香港的決定，其實與⼆○⼀九年香港發⽣的事完全無關。我在⼀⼋年暑假已跟⼀間美國神學 院簽了約，準備從浸⼤退休，本預計⼀九年年尾提早過去教學，⽽非⼆○年尾。那神學院將會開⼀ 個研究所暨博⼠班，讓我做那裡的所長，服侍內地到美國讀神學的信徒，這對我來說是⼗分吸引。 後來，因為那邊的神學院未準備好，加上香港發⽣社會事件，有不同教會邀請我講講座，我便⼗分 認真地考慮，覺得⾃⼰在香港還能做些事，所以便暫留香港。不過，當時有種很強烈的感覺，我的 呼召是到洛杉機（有多間洛杉機的神學院向我發出邀請），加上兩個女兒的讀書和未來的事業也在 美國，希望我們⼀同到美國，於是便決定回美國。
對於服侍香港，我都要退場了。在香港發聲三⼗年了，總要讓位給其他⼈說話。即使我留在香港不 走，⼆○⼆⼀年起，我也不會再寫⽂章談香港的事。現時再完成⼿上⼀本書的出版後，就已差不多 了。有講座邀請我我會講，但不會主動寫有關香港的問題。我不需要看到有⼈取代我的位置才離開，因為⼀定會有的。
⿊名單疑雲 全數燒毁存書
羅秉祥透露，有次他曾經加入了被內地封殺的⿊名單中，回想起來仍覺滑稽。事緣 是他在⼆千年曾在北京⼤學出版社出版⼀本《基督教與近代中⻄⽂化》學術會議⽂ 集。當年秋天他到北京後，被多⼈告知他上了⿊名單，暫時不能再出版他的學術⽂ 章。⼀位與政府素有聯絡的學者其後對他解釋，原來是⽂集中⼀篇葉敬德牧師的⽂ 章談及王明道的婚姻神學，因反三⾃的王明道是爭議⼈物，⽂章讓贊成三⾃、時任 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丁光訓主教知道了，於是便到了教育部投訴。北⼤出版社因此事 除了要寫悔過書，還要把該⽂集的存貨全數燒毀，羅秉祥因是主編且較常接觸內地，也因⽽在⼀段時間不能出版⽂章。不過有趣的是，禁令只維持了幾個⽉；○⼀年 他仍能在清華⼤學出版另⼀本⽂集，因為當時風聲已過。
不⾔⽽喻的情感：對於年輕⼈、教會和中國
對年輕⼈愈發增多的關⼼
三⼗年在浸⼤崗位的服侍、對香港教會及社會在倫理學上的貢獻，相比回港初期九⼗年代的⿈⾦歲⽉，近年⼼態上有甚麼轉變？羅秉祥說，較明顯的是，他對香港年輕⼈的關⼼愈來愈多了。他坦⾔⼀開始時，⾃⼰的熱情是讀書、教書、寫書，⼤學裡不如中⼩學，會教很多學⽣，卻⼜通常不會貼⾝關顧。羅秉祥在⼆○○○年⾄○六年間曾任宗哲系主任，更要處理不少⾏政⼯作，有時他會覺得與 學⽣⾒⾯會阻礙⾃⼰的⼯作。直⾄⼆○⼀⼆年，這⼼態微妙地開始改變。那年，他的⼤女兒到英國上⼤學。看⾒眼前的學⽣，他不禁覺得⾃⼰的女兒好像就在課室中在上他的課，學⽣突然變得如女兒般親切。他突然領悟，好老師不只要教好書，更要關⼼學⽣。於是，他開始主動接觸學⽣，甚⾄會在某必修課中邀請學⽣⾃組⼩組，與他吃飯交流。
⼆○⼀四年雨傘運動爆發前，學⽣進入公⺠廣場，羅秉祥也非常擔⼼，不知道會否有浸⼤的學⽣、 甚⾄⾃⼰的學⽣在當中。最後，他在媒體上看⾒的確有浸⼤學⽣在場，亦設法找⼈幫助學⽣。當年 九⼆⼋催淚彈發射後兩星期，氣氛較為緊張，他陪伴⼀些想參與運動的學⽣⼀起到⾦鐘。他形容⾃⼰這些年來已經習慣了關⼼年輕⼈，更覺⾃⼰對香港年輕⼈的感情愈來愈深。故此在⼀九年的反修 例運動中，他也是相當「⾁緊」。他憶述，⼀九年⼋⽉，他辦了⼀個名為「宗哲夜話」的分享會， 邀請學⽣和舊⽣參與，豈料⼤家都談到不願離開，於是也再辦了兩、三次。那次夜話中，他認識了⼀位學⽣，該學⽣其後在機場示威後的「鄧寇克⼤撤退」中感到害怕，竟主動點名找⾃⼰，希望⾃⼰能協助送他回家。羅秉祥也欣然地幫忙。
「所以，我其實對以前的⻘年⼯作者覺得很感慨。」說的是從前從事《突破》雜誌的⼀群⻘年⼯作 者。原來三⼗年前羅秉祥剛回港不久，《突破》的蔡元雲醫⽣及⼀位年輕編輯曾經訪問他，當年雜 誌以⾄機構都以關⼼年輕⼈為使命。但羅秉祥慨嘆，三⼗年後的今⽇，卻看不到當年的突破同⼯公 開地關⼼年輕⼈。「莫非他們當時只當是打份⼯⽽已？」他說，其實很想找他們談談，想知道為何 他們會這樣。
也因為羅秉祥對年輕⼈的關⼼，⼀九年⼗⼀⽉科⼤學⽣周梓樂的離世，令他感到非常難過。他覺得 那是⼀場偶然的意外，恰巧是科⼤學⽣離世，逝去的其實也可以是其他學校、浸⼤或他教過的學⽣。他甚⾄難過得放棄了⼀直喜歡的唱歌。他原本有學習聲樂，⼀九年⼗⼀⽉，他跟老師說要停⽌ 學習，另外也暫停參與教會樂圃詩班──因為他想將離港前最後的時間，都奉上為香港年輕⼈做點事情。之後，他便密集地到了當時很多不同聚會擔任講員，分析當時的社會情況。
教會只關⼼同性戀和家庭倫理議題
說起來，若留意羅秉祥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的活動，必會知道他是最早討論當時爭議課題的⼀位，如「獅⿃」、「裝修」等等，顯得相當前衛和勇敢。羅秉祥說，教會⼀向較多關注的倫理議題只是限 於同性戀及婚姻家庭，因此當他觸及社會其他倫理課題，便好像是前衛。但他就是⼀向習慣處理爭 議課題，不會「就住唔講」。
將⾃⼰放進漩渦中，會否令家⼈擔⼼？羅秉祥說，家⼈較擔⼼的，應是⼀⼋年浸⼤普通話事件中他 敢於發⾔⽽招來攻擊。但他說那不致令家⼈造成恐慌，只是有⼀點擔⼼，因家⼈都明⽩他為何要這 樣做。到了⼀九年，他和家⼈的立場也相當⼀致。
長遠香港對中國教會仍有影響
當初感動羅秉祥留在香港的，是⼀種對中國的情懷。現在香港本⼟意識和國家情懷看似對立，他形 容為不幸。他還記得○⼆年世界盃時，中國⾸次打進決賽週與巴⻄對戰，他所接觸的絕⼤部份港⼈ 都⽀持中國隊，他還接待了教會朋友到他家看相關賽事。○三年後，中港⽭盾才開始出現。雖然他 也明⽩現時⼤家希望先處理好香港的問題，但始終覺得長遠⽽⾔，香港對中國仍然能有所影響，只 待時機。九⼗年代，⼤家都期待⺠主回歸，期待香港對中國可以有積極影響，在他⽽⾔，這個使命 即使到了今⽇仍可以成立。現時環境雖不能讓我們能做些甚麼，但要求⾃由的聲⾳、政治暗湧、國 際的競爭仍總會存在，強權的管治⽅式不能千秋萬世。
縱然此刻現實中，中港教會不太能來往，但他仍希望香港教會不要放棄守望中國教會，深信香港教 會仍可有很多資源和經驗作出幫助。以他⽽⾔，他⼀向與⼀些內地基督徒學者保持聯絡，了解到他 們不少都是在教會投入事奉的⼈，早已不再只是「⽂化基督徒」。他⼜努⼒在他的範疇中⽀援這些 基督徒學者，包括合辦學術論壇等。
對於香港，他判斷情況也只會愈來愈壞，「⼆○四七已來了半年」，預計短期內不會有⼤轉變。不 過，長遠的事沒有⼈會知道。他雖然⾝在美國，但仍會關⼼，看看可以做些甚麼來繼續⽀援香港與 中國內地。
採訪後記：
⼆○⼆○年，⾯對本港疫情與社會政治形勢，不少港⼈都認真考慮去留問題。羅教授⼀早已經決定退休後回到美國，只是因為⼀九年的社會運動及其他因素⽽延⾄⼆○年 底起⾏，卻使他有最後的機會為香港的教會、年輕⼈作出貢獻。在那些混亂與不安的⽇⼦裡，他以冷靜和倫理專業的頭腦，向信徒群體分享可以怎樣作出處境中的判斷。雖然他會離開香港，可是從他⾝上看到的，是⼀份始終不變的使命──他還是 會在美國繼續服侍華⼈。在新的⼀年，羅教授這故事豈不也提醒我們，去或留或非最重要的事，重要的是要尋找、知道及抓緊神給我們的使命，並為它付上⼀切。
「原載於《時代論壇》第1740期，已獲《時代論壇》授權轉載，網址：http://christiantimes.org.hk」